当前，我国仍有数千万人口需脱贫，互联网慈善的出现创新了扶贫模式，在推动公众参与社会扶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互联网+慈善+扶贫”正让更多贫困人口受益。

　　扶贫先扶智。近年来，互联网公益在教育扶贫方面已经深度介入，产生了包括“免费午餐”、“爱心书包”、“一对一助学”、“留守儿童圆梦计划”等一系列全方位、多维度、广覆盖的公益慈善项目品牌。

　　12年前，当洪波在甘南草原遇到一对靠挖虫草挣学费的藏族小姐妹、决定资助她们上学时，这位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高级工程师绝对没有想到，12年后，凭借互联网的力量，她一手创立的格桑花西部教育救助会竟能为24万名西部少年儿童募集到1.02亿元的爱心物资。

　　现在，“格桑花”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已经成为西部教育慈善扶贫的重要传播平台。救助会还运用众筹平台、网店等筹款。不久前，通过淘宝的“公益宝贝”项目，150万元的西部学生拓展营项目筹款获得成功。

　　借助互联网慈善，广大网友的扶贫情怀被激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贫困家庭等需要帮扶的群体能够得到精准且快速的帮助。

　　爱德基金会爱德荟众筹项目主任方峻向半月谈记者介绍，当前的互联网公益扶贫主要分为大病众筹、电商扶贫和公益梦想类。其中公益梦想类分为个人公益梦想和机构公益梦想。爱德基金会在社区做入户调研时，发现一位94岁的老奶奶生活起居完全依靠74岁的女儿，家里买不起尿不湿，她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就尽量少喝水。存在这种情况的老人很多，为改善老人的生活，换回他们的尊严，爱德基金会在官网发起募集成人尿不湿的项目，很快筹满。

　　借助互联网，扶贫工作有了新的可能和新的助力。江苏省宿迁市作为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在各互联网捐赠平台建立了慈善账号，进行了扶贫助学、大病众筹、老兵关怀等多种形式的公益捐助。宿迁市委农工办、市扶贫办副主任朱卫东表示，互联网公益创新了扶贫方式，为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提供了多种渠道。这种低投入、灵活性更强的方式也扩大了参与扶贫的人员规模和资助范围，能高效地解决实际问题。

　　宿迁市泗洪县李红宇家的老房子突发火灾，因为被赠送了“扶贫100”保险，保险赔款很快打到他的支付宝账号，修房子的钱有了着落。这是当地政府与阿里巴巴合作，在支付宝平台单独设置的爱心捐赠项目，主要为当地低收入人口筹集100元的扶贫商业保险。社会捐赠之后，资金不足部分由省、县安排的扶贫资金解决。目前，支付宝平台已为此项目募集到60万元左右保费。

　　电商扶贫更为精准扶贫打开了重要的窗口，激发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腾讯推出“为村”、阿里巴巴推动“淘宝村”，为农村建立了电子商务服务体系，推动贫困群众对接电子商务，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进行帮扶。

　　宿迁市沭阳县新河镇大营村的大学生方威2012年辞职返乡创业，开设淘宝网店，出售园艺绿植，今年销售额预计可达1000万元。当地30余户低收入村民在他的淘宝店学会了管理技术，回家开起了网店。

　　如今，大营村已经形成集盆景创业培训、产品供应、专业包装、售后服务一体化的市场服务模式。宿迁通过加快农村电商网店布局，发展“一村一品一店(网店)”，以“一村”培育“一品”、“一品”做响“一店”、“一店”致富“一方”，形成了“互联网+扶贫”的新业态，推动农产品“触网”升级。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表示，电商扶贫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将全国的消费市场与农村的生产、制造和销售直接对接起来。一方面可以帮助完善农村商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互联网将商业、金融服务等向农村渗透，另一方面帮助农村特色产品、品质产品销往全国。“网销+农产品生产、加工+公益传播”的“新实体经济”，可以给农村的市场开发和经济发展带来效益，同时还释放了社会扶贫潜力。

　　依法治善：打造互联网公益净土

　　半月谈记者 吴光于 邱冰清

　　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我国社会捐赠总额从2006年不足100亿元发展到目前1000亿元左右。然而，互联网公益慈善的高速发展也伴生着不和谐的音符：“公益明星”挪用慈善资金获刑;网络主播搞“假慈善”沽名钓誉;网络大V一人分饰三角，骗取网友爱心款被警方逮捕……人们急切盼望净化互联网公益慈善，还爱心一片净土。

　　假慈善防不胜防

　　“当前互联网公益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互联网平台众多，良莠不齐;二是互联网筹款的信息呈爆炸式增长，甄别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成都市慈善总会秘书长荣道清说。

　　11月3日，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人民法院对一名“公益明星”作出了有罪判决。凉山汉达社工服务中心法人代表闫伟杰，将单位代为管理的财务款64790元非法占为己有，挪用慈善资金10万元。这位被称为“义工李白”的“公益明星”，曾在众筹平台运营“给凉山代课老师补贴”项目，短短5天时间就筹集了141万元善款。正是该项目中的宣传与事实不符，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此前，他还在“乐捐”平台上发起了20余个筹款项目。由于被捕，多个项目无法继续执行。

　　广州市慈善会秘书长汪中芳认为，互联网让个人求助的实现变得简单，而且突破了传统的邻里互助模式，具有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性质。但如何防止个人求助的信息造假和骗捐的出现，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问题。

　　今年1月，江苏苏州市公安局民警在知乎网浏览时发现，网民“ck小小”发布了题为“长期被疾病折磨，选择自杀是最好的方式吗?”一帖。帖中自称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堪疾病和生活重负想要轻生的女大学生，并公布了自己的支付宝账号。

　　经过调查，警方发现“ck小小”的真实身份为安徽籍男子童某。童某交代，自己先注册“小言”“童瑶”两个知乎网账户，通过互相发帖和回复，并盗用其他网友照片作为头像，虚构出“童瑶”这个毕业于复旦大学、高智商、高情商的“知乎女神”。在拥有一定粉丝数和网络影响力后，童某又注册了“ck小小”，自称患重病以骗取网友捐款。为增加可信度，童某通过“童瑶”账号发布了“已到医院探望过ck小小并当场捐助现金”的帖子。在“女神”的引导和示范下，越来越多网友向“ck小小”捐出善款，累计捐款24万元。

　　除了利用网络平台直接“骗捐”，假借公益之名沽名钓誉、骗取钱财的现象在一些新兴互联网平台上也悄然滋生。前不久，一段名为“揭秘大凉山公益作假”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经查，直播平台“快手”上涉嫌搞假慈善的主播超过10人。

　　互联网公益慈善的掣肘

　　互联网公益慈善的低门槛、便捷、高效等特点让慈善更加开放化和大众化，但质疑之声仍不绝于耳。捐赠的钱会完全到受捐者的手中吗?谁在管理这些资金?用什么样的形式去托管资金?正因为互联网公益慈善的广泛影响力和高参与度，使得公众对“瑕疵”的容忍度更低。

　　采访中，多位公益机构的负责人表示，骗捐、诈捐、假慈善等行为是对公众的欺骗和对爱心的肆意践踏，极有可能造成公众对真慈善、真公益的误读，破坏慈善生态，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恶果。

　　“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行业缺乏制度和监管，为不法分子留了可乘之机。”成都一位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说。相对官方公募而言，互联网募捐平台有两大短板：一是难以对相关信息逐一把关，一旦虚假信息进入，就有可能引发诈捐情形;二是传播迅猛，诈捐信息发布后善款往往难以追讨。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的《透明宝典——中国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指南》显示，2015年和2016年中国的慈善透明公众满意度均为56%，公众的感受尚未达到“及格线”。

　　早在2014年，李克强总理就提出要增强慈善组织公信力，把慈善事业做成人人信任的“透明口袋”。今年9月起正式实施的慈善法也规定，公益机构应该公开各项目的账目等，推动公开、透明成为公益组织、机构和单位等的重要标签。互联网公益慈善在这方面仍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互联网公益，最主要的是互信的问题。“在国外，很多人认准的是机构，而不是项目。他信任你这个机构，就会相信你发起的项目，这是捐赠人最理想的状态。”爱德基金会爱德荟众筹项目主任方峻说。

　　依法治善任重道远

　　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最终，包括腾讯公益、公益宝、轻松筹和广州市慈善会慈善信息平台在内的13家网络募捐平台获得认证，这意味着网络慈善进入“固定入口、统一监管”时代。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昕杰认为，民政部以官方认证的形式为网络募捐平台设置了准入门槛，不仅可以将资质较差的平台挡在门外，压缩诈捐骗捐的生存空间，还能为资质良好的平台推广其形象，提升公众对网络募捐的信任。

　　与此同时，以轻松筹等为代表的网络筹款平台仍面临诸多问题。成都志存律师事务所主任李苗指出，依照慈善法的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但是，个人救助不适用该法。

　　“当前，一些个人利用了个人救助这种‘法律不禁止、慈善法不调整’的灰色空间，轻松绕过了监管。”李苗说，“平台并没有对个人救助信息进行严格的审核、对捐助款的使用也没有严格的监管，极易导致个人虚假求助有恃无恐。”

　　虚假的个人求助金额一旦达到一定标准，其行为将涉嫌构成诈骗罪，但对于募捐平台是否也应对虚假求助承担责任，现行的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李苗建议，慈善法在修改完善时，可以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督促平台严格履行审核监督义务。

　　格桑花西部教育救助会副理事长徐来说：“尽管公益已逐渐成为社会和生活的一部分，但公众需要提高辨别力，主动追踪和监督善款的去向。”

　　“公益组织的自律也很重要，有时候因为疏忽和管理不善引起质疑，结果影响了品牌的公信力，非常不值。因此每个公益组织应注重规范，加强内部管理，发生质疑后要积极回应。”成都市义工联合会理事长苏世杰说。（记者 张璇 林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