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去儿子的老人坐在房前

　　一个卧床不起的尘肺病人

　　一个尘肺病人的妻子站在自家门前

    中国青年报 记者 杨海

　　□这个不足500户家庭的村子，有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

　　□42岁的郭秀芹先后嫁了三任丈夫，前两任都因尘肺病去世，而现任丈夫也刚刚被确诊为尘肺病。

　　□只有5个人的村委会，其中3个都是尘肺病人。

　　□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子里，医生郑忠友是最忙碌的人了。尘肺病人嗓子里的“吼吼”声压过小孩的哭闹声，成为诊室一整天的背景音。

　　在石佛寺村，医生和木匠是最忙碌的两种职业。

　　村里的旅馆已经半年没住过人，小卖部老板坐在门口嗑着瓜子，只有不远处的诊所里挤满了正在输液的病人。木工作坊里的电锯声成了村子街道上唯一的声响，大部分时间，木匠都在给村里的男人打造寿材。

　　这个藏在陕西山阳县的秦岭深处不足500户家庭的村子，有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就算日夜不停，他们的寿材也需要4年才能做完。

　　在小诊所里输液的尘肺病人都清楚，死亡就在不远处等着。他们大多已经错过了洗肺时机，也没钱换肺，只能任凭肺部一点点地纤维化，最后变得像块石头。

　　在他们之前，尘肺病已经夺走了村里28个年轻的生命。它让一个父亲失去3个儿子，让一个妻子失去两任丈夫。而这样的命运很快就会在村子里复制，一些老人将失去所有儿子，上百个女人成为寡妇。

　　在石佛寺村，不管在门前还是路边，几乎跟每一个偶遇的中年男人说上几句话，就能听到他们“噗哧噗哧”的喘气声。就连村委会的5个干部，其中3个也正经受着尘肺病的折磨。

　　“一个大老爷们儿，什么都干不了，活着就是个累赘。”诊所里，一个正在输液的尘肺病人因为剧烈咳嗽憋红了脸，从嗓子眼里挤出来这句话。

　　离家的那天，车厢挤满三四十个年轻人，大家抓着铁栅栏，迎着风大声吆喝：“狗日的，老子要去挣钱喽！”

　　2015年12月中旬的一个早晨，石佛寺村看上去和其他留守村庄没什么两样：半山腰的梯田上，老人正紧握着犁把，踉跄地跟着两头耕牛前行；女人背着竹篓，准备上山砍过冬的柴火。

　　直到太阳漫过山头，气温开始上升，村里的中年男人才忽然从各家院子里冒出来。他们慢悠悠地拎着凳子走到门口，眯着眼晒起太阳。比起往年，这已经是暖和的冬天了，他们想抓紧享受这“救命的天气”。

　　这个时候，山下的诊所也热闹起来，几个大人抱着小孩坐在诊室中间的火盆旁，他们周围是里外几层的尘肺病人。这个不到3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竖满了输液架子，每个架子上都挂着三四个药瓶。在病人和错乱的输液管间，医生郑忠友只能侧身低头行走。那些来得晚的病人，不得不在诊所外面的空地上接受治疗。

　　在冬季，这是诊所里每天都出现的场景。

　　尘肺病人嗓子里的“吼吼”声压过小孩的哭闹声，成为诊室一整天的背景音。虽然已经进入“二九”，这些尘肺病人仍然憋得满头大汗，有人紧闭着眼使劲儿往后仰着头，有人俯下身伸长了脖子。

　　“这口痰憋得啊，气管像一根针那么细。”一个病人指着自己的喉咙，皱着眉头说。

　　这样的场面，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郑忠友还记得，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怪病”时，村里的男人正一拨接一拨地奔往位于陕西东南的洛南县打工，他们几年前发现了那里的一家金矿。

　　“极易伤风感冒，力气也越来越小。”郑忠友皱着眉头回忆患者的症状，“比普通感冒疗程要长两倍以上。尤其是秋冬季，诊所里感冒发烧的成年男人比儿童还要多”。

　　王书国更不知道原因。他只知道，那些从矿上回来的人穿着蓝色的确良中山装和绿色解放鞋。他们身后，孩子叽叽喳喳地玩着爸爸带回来的玻璃球。“大队书记都没他们气派。”王书国感叹。

　　彼时，遍布全国的矿山上，开矿的爆炸声正隆隆作响。王书国恳求邻居带他下矿，为此他甚至“咬着牙给人买了一条烟”。

　　离家的那天，他卷着被子，一路跑到十几公里外的镇上，然后轻快地跳上“大解放”卡车。车厢挤满三四十个年轻人，大家抓着铁栅栏，迎着风大声吆喝：“狗日的，老子要去挣钱喽！”

　　他向母亲保证“绝对走在您后面”，但他没有告诉母亲，就在这个冬天“最冷的那天”，他分明看到自己咳出了血块

　　1996年，就在王书国在矿上满心欢喜地干活儿时，正在函授本科的郑忠友在医学书中得知一个新名词：尘肺病。他突然明白，村里的“怪病”原来是与矿井有关。

　　20多年间，郑忠友治疗尘肺病的消炎药换了好几茬，救命的强心针也用过了“上百支”，但没有什么能阻挡死亡的阴影逐渐压向整个村子。

　　他接到过无数次尘肺病患者家属的电话，记得半夜里那些“丢了魂儿一样”的求救声。村里人都清楚，半夜响起的摩托车轰鸣声，一定是郑忠友正在赶往某个尘肺病人家中。

　　这些需要在家治疗的病人已经很难下床，需要日夜守着制氧机，他们的生活半径，只是一条几米长的橡胶管。

　　到了晚上，因为发热，制氧机每隔几十分钟都要暂停工作5分钟，这时他们只能把碗口粗的管子罩在烧开的热水壶上，用水蒸气代替氧气。

　　“热气能把喉咙里的痰化开。”一个病人指着自己的喉咙说。

　　因为躺下就会憋得无法呼吸，他们只能整夜靠在墙上休息。即便这样，他们也可能随时被突如其来的咳嗽或憋气惊醒，“每晚最多睡两三个小时”。

　　这种折磨已经让村里的8个尘肺病人选择了自杀。其中一个下肢瘫痪的病人，为了上吊，把自己挂在卷拉门上，然后用遥控器把铁门升起。

　　王书国的侄子王传堂也目睹过自己的哥哥自杀。2002年，哥哥吞下3大包老鼠药，在他面前“整整抽搐了十几分钟”后，痛苦地死去。

　　这个场面让王传堂“十几天都睡不好觉”，但同样患有尘肺病的他，有时也会羡慕哥哥，“家里的负担轻了，女人趁年轻也能再找个好人家”。

　　“爹娘只剩我一个儿子了，我今天死，明天他们就活不了。”王传堂把自己能够活到现在的原因归结为“心态好”。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就住在院子的偏房里，大儿子去世后，他们多数时间都沉默不语。

　　每天睡觉前，因为适应不了晚上的凉气，王传堂会连续咳嗽两个多小时。这个时候，他的母亲会一直站在窗外，直到听不到儿子的咳嗽声。

　　王传堂知道这些。“我娘做不了什么，但她一句‘你没事吧’，我心里就好受得多。” 他别过头，红着眼睛说。

　　他向母亲保证“绝对走在您后面”，但他没有告诉母亲，就在这个冬天“最冷的那天”，他分明看到自己咳出了血块。

　　王书国没有那么多负担。他的父母早已去世，儿子也已经成家，现在他考虑最多的事，就是如何死去。

　　他经常看着门前那段不足100米的山路，推测自己剩余的生命。“山下两个尘肺病人，需要歇两次才能走完这条路之后，不到一年就死了。”他张开手臂比画路的长度，“我现在也要歇两次，活不过明年冬天了。”

　　王书国也目睹过大侄子服毒时的场面，这让他打消了喝药自杀的念头。“农药都买好了，但是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害怕。”他也尝试过割腕，可是割到一半，又觉得“太疼”，停了下来。

　　最终，他设计了一套满意的自杀计划。“煤气。”他指了指脚下的火盆，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

　　这些每次回家都会杯盏交错，大笑着谈论挣钱的男人，几乎一夜之间都苍老了

　　在郑忠友的诊所里，和输液的尘肺病男人一样多的，是陪伴他们的妻子。这些女人中，郭秀芹是最常出现的一个。

　　这个42岁的女人先后嫁了三任丈夫，前两任都因尘肺病去世，而现任丈夫也刚刚被确诊为尘肺病。

　　她还记得，1998年，第一任丈夫李光山曾去市里的医院检查过。医院没告诉他什么病，只是说时间不多了，让他“回家后啥好吃啥，啥好穿啥”。

　　从医院回家后，李光山少见地带回了礼物。

　　“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给孩子买了一箱方便面。”郭秀芹垂下眼睑，放缓声调说。

　　那个时候，每个家庭都在积累财富，整个村子还沉浸在“过上好日子”的希望中。村里的年轻女人也不再只会埋头劳动，她们有的换上了鲜艳的衣服，有的甚至涂上了口红。25岁的郭秀芹也开始觉得“原来活着这么有意思”。

　　这个被村里人称作“美女”的女人当时并不知道，那两样贵重的礼物并非她幸福生活的开始，而是她作为尘肺病人妻子漫长日子的起点。

　　3年后，李光山成为村里第一个因尘肺病死亡的男人。

　　李光山去世两年后，郭秀芹改嫁给了丈夫的二哥李光秀，可很快，李光秀也因尘肺病卧床不起。在经历半年“整日整夜的哀嚎”后，他在一个冬日下午，“吞下一整碗排骨汤，头一低就死了”。

　　这时郭秀芹已经习惯每天晚上随时起床，给丈夫喂水，也习惯了在山上砍柴时，中途跑回家给需要“少食多餐”的丈夫做饭。她甚至习惯了“每天看着一个人承受这么大的痛苦”。

　　如今，她坐在自家院子里，皮肤枯黄，眼泡浮肿，头发胡乱地散在肩上。她把刚刚砍下的几捆树枝码成一排，然后生火洗菜。一旁的现任丈夫正在看着对面的大山，晒着太阳。

　　“过去男人对我来说就像大树，现在对我来说可有可无。”郭秀芹摆弄着手中的菜叶，淡淡地说。

　　李光山死后，村里越来越多从矿上回来的男人开始“连家门口的上坡都翻不过去了”。

　　他们很快都确诊了自己的病情。这些每次回家都会杯盏交错，大笑着谈论挣钱的男人，几乎在一夜之间都苍老了。有时他们也会围在火炉旁聊天，只不过，这时的话题已经变成“肺气肿”“肺大泡”，还有“肺穿孔”。

　　他们这时才知道，那些数年前就被吸入肺泡的灰尘，在肺里沉积，最终会要了他们的命。

　　“钻机一开，整个矿道里全是灰尘。”王传堂咧咧嘴，描述在矿上的工作场面，“100瓦的灯泡，只能看到红丝”。

　　每次从矿道出来，他吐出来的都是“黑疙瘩”。在农村见惯尘土飞扬的王传堂，全然没把这样的环境放在心上：“不就是点灰么，两口痰就全吐出来了。”

　　在金矿，工种是分等级的。“背脚”的负责把矿石背出矿道，“碴工”是用矿车清理炸碎的石头。最挣钱的是“钻工”，上世纪90年代初，打一天钻可以收入50元。他们负责在矿道截面上打洞，是接触粉尘最多的工种。

　　和村里的同龄人一样，在从医之前，郑忠友也在金矿打过3年工。在先后做了1年多的“背脚”和“碴工”后，他终于抱上了钻机。

　　可当他揣着打钻4个月挣来的几千块钱回家过年时，在从矿上下山的路上，被劫匪抢得身无分文。“又饿又冷，搭了一个星期的顺风车才到家”。

　　这次“真刀真枪”的经历让他再也不敢踏进矿山，转而重新拾起“做医生”的梦想，在家自学医术。

　　如今，在“接触过村里九成以上的尘肺病人”后，他时常感叹“还真得感谢那几个抢我的老乡”。

　　“如果在矿上再多待几个月，我可能早就死了。”坐在诊所里整洁的办公桌旁，这个戴着眼镜正在开处方的医生抬起头，挑起眉毛说。

　　郑忠友不是村里唯一“幸运”的人。在那个所有人“做梦都想上矿”的时候，村里有些“头脑不太灵光”的人宁愿在家“借钱生活”，也不愿出门打工。

　　那时每到过年，亲戚邻居一块吃饭时，这些“窝囊人”甚至都不会被请上台面。从矿上回来的王传堂也承认，自己“从来没正眼看过他们”。

　　“现在他们至少有个好身体，都去建筑队打工，家里早就盖上楼房了。”王传堂坐在自己的土坯房前，指着山下新盖的楼房说。如今，他后悔自己当初没能“懒一点”，“要饭都比去矿上强”。

　　“谁有我可怜？”王书国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没房子，来看我的志愿者也少。”

　　这个冬天的每个周末，王传堂都要“追着太阳生活”。上午，太阳漫过东面的山坡时，他拎着凳子走出阴冷的屋子，开始坐在门口享受阳光。到了下午，因为西面的山太高，王传堂开始跟着未被遮去的阳光，在一条弧形的轨迹上移动。不到下午4点，他已经被逼到院子的角落，那是最后一缕阳光照射的地方。他抬头看看快要消失的太阳，无奈地提起板凳走进屋里，蜷缩着身子坐到火盆旁。

　　3个月前，这个“追太阳的男人”曾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盘问前来采访尘肺病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验记者的证件。那时他靠在椅子上，扬起下巴，眼神里充满不屑，丝毫没有一个尘肺病人身上常见的虚弱。“证件看不清，不能采访。”他最后认定。

　　“干部要有个干部的样子。”提到阻拦记者采访的事，去年年初刚当上村委会文书的王传堂忽然严肃起来。

　　他把当上村委会干部当作“这辈子最后的荣耀”，只是他不知道这份荣耀还能持续多久。镇上每两个星期一次的例会让他吃不消，骑着摩托车来回行驶30公里的山路，“太容易感冒”。

　　镇政府的会议室在3楼，因为不想让人看到自己气喘吁吁的样子，他“每次不是第一个到，就是最后一个到”。

　　事实上，这个只有5个人的村委会，其中3个都是尘肺病人。工作中，他们跟普通的村干部没有太多区别。在石佛寺村民的议论里，他们总是跟低保、养老保险、村工程等话题联系在一起。而在那次3个月前的采访中，正是另外两个患有尘肺病的村干部把记者架到摩托车上，带离村子。

　　这些干部工作的村子，原本是个小镇。2014年年底原石佛寺镇被撤掉，由之前镇政府附近的两个自然村合并成现在的石佛寺村。

　　从山阳县城出发，公交车在回形针般的山路上行驶4个小时后，才能到达石佛寺村。在这条3年前才修通的公路上，全程只遇到了个位数的车辆。

　　村口竖着一块石牌，上面刻着：陕西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

　　这个曾经的乡镇，只有两排不到200米长的门面房：一侧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土房子，另一侧则是与公路一起修建的二层楼房。

　　清晨，整条街上，只有几个老人和中年男人在马路边围在火堆旁烤火，相互沉默。

　　撤镇之后，街上唯一一家旅馆生意急转直下。“大半年只有不超过10个客人，都是志愿者和来采访的记者。”老板娘张开手掌，比画着说。

　　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子里，医生郑忠友是最忙碌的人了。

　　“现在村里谁都没他有钱。”一个正在室外输液的病人，望着马路对面的诊所感叹道。

　　郑忠友的诊所坐落在一个现代化的小区里，与土房子的旧街道隔着一条河，几排6层高的住宅楼楼顶立着几个大字：“陕南移民搬迁工程”。那里路灯、广场、健身器材等设施一应俱全。郑忠友小区里的邻居，大部分是在建筑队打工的人和煤窑的矿工。

　　小区也是石佛寺村的尘肺病人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几年前他们打赢了跟金矿的官司，每人获得1万元到5万元不等的赔偿金，几个尘肺病人用这些钱在小区里买了房。

　　“80平方米的房子只要两万元，省点看病钱，给孩子留个房子。”王传堂也买了一套，但始终没钱装修。

　　对于那些没在小区买房的病人来说，有了房子的人，根本不够“困难”。

　　“谁有我可怜？”在自家的土房子前，王书国激动得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没房子，来看我的志愿者也少”。

　　在石佛寺村，几乎每个尘肺病人都会抱怨自己遭遇的不公：有人病情没有自己严重，却从志愿者那里多得到一桶油；有些人在山下买了房子，但还享受低保……

　　“虚伪。”王书国想了一会儿，说出了这个词。

　　和叔叔不同，王传堂说他不在意这些得失。“志愿者送的是爱心，咱不能强求。”他扬起手在空中绕了一圈，“你看我家前后左右的邻居，都有人给他们送了制氧机，就我没有”。

　　在尘肺病人的抱怨中，郭秀芹是被议论最多的人。她在去年10月被媒体报道后，村里几乎所有尘肺病人谈到她时，都会连忙摆手，小声嘀咕：“嫁了3个男人都是尘肺病，花死人钱呗。”

　　“她家装的可是防盗门。”提到郭秀芹，有人撇了撇嘴说。他指了指自家的房子，上面嵌着的还是20年前的木门。

　　有人猜测：“她带着记者到村里，自己肯定收了不少好处。”

　　这让郭秀芹心寒。她还记得，村里人原本不是这个样子。那时还没有人患上尘肺病，虽然贫穷，但每到冬天大家都会围着柴火堆聊天。谁家有个困难，借钱借粮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

　　更重要的是，那时她还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时间长了，就不管他们有没有病了。”一个健康的村民说

　　郭秀芹的第二任丈夫是2011年去世的，那是村里尘肺病患者死亡最多的一年，一共8人。也就在这一年，他们工作过的陈耳金矿“被掏空了”。因为很难再炼出黄金，矿山最终被承包给了私人。

　　矿工们还记得当时的情景。30年前，这个金矿的第一声爆破响起后，一批批年轻农民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涌进矿道。几年后他们走出矿道时，却都拖着虚弱的身体。石佛寺村的男人，也只不过是这些不断更替的年轻人中的一小部分。

　　王书国和他工友也曾作为数据，被写进卫计委《2014年全国职业病报告》里。报告称中国有70多万尘肺病人。

　　这些尘肺病患者中，有人是煤炭工人，他们挖出的煤炭装满一列列火车，再被运到电厂、钢厂，最终转化为不断上升的GDP。也有人是建筑工地的风钻工，他们钻出的桩孔，被灌注水泥后，成为一座座摩天大楼的支柱。

　　可这些与他们都没什么关系，他们只能在无法劳动后回到农村的家，用逐渐变硬的肺艰难呼吸。

　　王书国也一直守着自己的家，那里有3间土坯房子，一头见人就嗷嗷要食的猪，还有4只到处寻找馒头屑的瘦鸡。

　　2004年查出尘肺病时，这个家就是现在的样子。矿上打工存下的积蓄没有换回一块瓦片，只有堆满床头的药瓶子。

　　“好在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医疗费了”，王书国感叹着社会的变化，“这是最好的政策。”

　　可这个政策也无法支持他越来越难的呼吸了。据原卫生部的数据，自上世纪50年代建立职业病报告制度以来，中国已有累计超过14万人死于尘肺病。

　　也许病人太多，也或许见证过太多次死亡，在石佛寺村，尘肺病似乎已经不那么令人恐惧了。两个患尘肺病的村干部每天仍然要骑着摩托车巡视村子，一个刚过30岁的病人也会在酒桌上喝得酩酊大醉。

　　“时间长了，就不管他们有没有病了。”一个健康的村民说。

　　医生郑忠友也已经熟练掌握了尘肺病治疗的方法。“必须固心，他们很多都是死在肺心病上。”他一本正经地说，诊室里两个正在输液的尘肺病人，正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1988年，高中刚毕业的郑忠友和老乡一起去河南“偷矿”。有一次，他背着满袋子的矿石往山下狂奔时，看到了半山腰上正在轰鸣的大型机械。打听得知，这是刚投产不久的陈耳金矿，在恳求下，他最终留下做了“背脚”。

　　那时郑忠友还不知道，他是石佛寺村第一个发现陈耳金矿的人。

　　当时在家一天只能挣不到1块钱，而金矿的工钱每天有10元。郑忠友迅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村里人，他以为，自己的新发现，将会给全村人带来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