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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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家藏20万件古陶瓷是个什么概念吗？可资借鉴的数据是，故宫博物院馆藏陶瓷共计36.7万件，而在台北故宫，馆藏陶瓷只有2万多件。

　　所以，当福建籍收藏家邱季端宣布要从他的20万件古陶瓷藏品中精选6000件捐给母校北师大，天下哗然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讶异的是，数量如此惊人的古陶瓷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对此，邱季端的解释是这样的：对于实际存世的古陶瓷而言，各个博物馆的收藏只是冰山一角，民间收藏才是汪洋大海。

　　目前邱季端已经在厦门的库房开始进行第一轮藏品挑选，决定这场“豪捐”走向的，还得看他手头20万件藏品的成色。他说会让藏品自己说话。

　　惊世豪捐

　　“清华有清华简师大有京师瓷”

　　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表示，国家对接收单位收藏文物要有一套严格的监管机制，必须遵守鉴定、审查等程序，不能还没搞清楚文物来源和真伪就先行对外宣布要建博物馆。

　　7月13日下午，北师大英东学术会堂，一场郑重其事的捐赠仪式在此举行，包括校长、书记在内，学校9名领导班子成员到场。在会上，该校中文系1962级校友、福建籍收藏家邱季端宣布，将珍藏的6000件古陶瓷捐给母校。据其介绍，这批藏品具有“全”“精”“稀”的特点，包括从两汉魏晋到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各个窑口的代表作，堪称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珍品。

　　北师大校长董奇在会上宣布，以此捐赠为基础成立北师大邱季端中国古陶瓷博物馆、中国古陶瓷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院，并任命邱季端为首任馆长和院长。“清华有清华简，北师大有京师瓷。”董奇在致辞中将这批获赠的古陶瓷称作“京师瓷”，称北师大一定会保护好、利用好、研究好这些古陶瓷瑰宝。

　　消息一经发布，很快招致尖锐质疑，一些网友表示，一次捐赠6000件古陶瓷，这事儿简直不可思议；有业内人士根据网上流传据称为邱季端藏品的图片，指其收藏“假得离谱”；有人在网上发文，讥之为“中国最大赝品收藏家”。这让邱季端和北师大都猝不及防。

　　8月8日下午，在厦门库房忙着挑了一上午藏品的邱季端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专访时直言，捐赠还没开始，大家连东西都没看到就开始质疑，这对他很不公平。

　　两个儿子都劝邱季端不要再捐了，“他们说你做那么多年慈善，没必要因为这个事情忍受如此侮辱。”不过邱季端表示，给母校的承诺必须兑现。他透露，北师大方面曾多次致电表示安慰，让他以身体为重，同时扎扎实实把捐赠工作往下推进。

　　邱季端表示，每一件捐给母校的藏品，都要经过四道鉴定关卡：首先是他会亲自从所有藏品中挑选一遍，然后请一些高水平的藏家朋友再挑一遍，最后请国内外知名的瓷器专家进行鉴定。经过三道人工鉴定后，还会使用仪器鉴定，如使用古陶瓷自然老化痕迹科技技术进行鉴定。

　　邱季端说，由于需要鉴定的藏品数量较大，需要一定时间，他将按照600件成一批的方式，分10批完成鉴定。今年可完成第一批600件藏品的鉴定，明年有望完成所有捐赠藏品的鉴定任务。据他透露，目前已和北京一家仪器鉴定机构达成协议。

　　“整个鉴定过程中，但凡有一个专家对某件藏品提出质疑，这件藏品就会收起来，绝对不会进入捐赠名单，只有那些没有任何争议的藏品才能进入下一关。”邱季端说。

　　故宫博物院一位不愿具名的退休古陶瓷专家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件藏品无论真假，藏家将其作为私人藏品加以珍藏都无可厚非，但要放到高校乃至博物馆的公共平台展出，就需经过严格的鉴定、审查。“既然他愿意从20万件藏品中拿出6000件进行层层筛选，至少态度是严谨的，可以看出他的诚意。”

　　这名专家表示，鉴定结论能否服众，关键取决于参与鉴定的专家团队，为客观公正起见，这个团队应包括文物局认可的权威专家、在民间广受认可的专家和高水平藏家等各方力量。对于邱季端提到的仪器鉴定，这名专家表示，目前我国仪器鉴定数据库还不够精密，处于积累研究阶段，只能作为参考，主要还得依靠经验“眼学”来判断。

　　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则表示，邱季端和藏品接收单位在自行组织专家力量进行鉴定的同时，还要按程序找文物管理部门的权威鉴定机构帮忙看看，“不敢说这些权威鉴定机构专家鉴定的准确率能够达到100%，九成以上的把握是有的。”孔繁峙说。

　　孔繁峙表示，国家对接收单位收藏文物要有一套严格的监管机制，必须遵守鉴定、审查等程序，不能还没搞清楚文物来源和真伪就先行对外宣布要建博物馆，“学校说早了，确实不慎重。”他说。

　　收藏之路

　　自称藏品多数来自名家之后其中上万件来自民国银行家

　　邱季端说，他6个库房里收藏的古陶瓷，大部分是从名家后人那里购得，其中来自民国年间收藏家徐寄庼后人的藏品就有上万件，这些名家还包括清代富商伍秉鉴、晚清名臣曾国藩等。

　　如果不是这次捐赠暴露“家底”，邱季端在收藏界的名头不算特别响亮。他告诉京华时报记者，自己痴迷收藏尤其专注陶瓷收藏的历史实际上始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已有40多年。

　　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的晋江市祥芝镇厝上村是邱季端的出生地，上世纪40年代，为了养活一家老小，邱季端的父亲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去吕宋岛打鱼为生，不幸命丧南洋。

　　在乡间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里，邱季端有着强烈的求知欲，1962年考入北师大，成为村里唯一的大学生。上世纪70年代，邱季端赴港定居，白手起家成为一名港商，涉及家具制造、针织、漂染等行业，其旗下家具公司在港上市，后进军厦门、泉州等地房地产市场。

　　邱季端说，他的收藏爱好起源于在京读书期间，那时经常去逛琉璃厂，一摊摊古玩字画看了满心欢喜，“在那个年代，一幅齐白石画作四五十块钱就能买到，可我身无分文，只能远远观望。”定居香港之后，邱季端慢慢积累了一些财富，开始断断续续重拾收藏梦，四处搜罗他喜欢的瓷器。

　　“事实上，我从一个门外汉走到今天，一路上也交了不少学费。”邱季端说，由于不懂藏品的真伪，刚开始纯粹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从这家店里买的东西，拿到另一家店，老板便说是假的。从这家拍卖行买的藏品，到另一家拍卖行就说是赝品。找专家做鉴定，6个专家站一块儿，可能每个人的意见都不相同，不知道该听谁的。

　　尽管如此，那时的他很“任性”，只要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会买下。慢慢地，他意识到既然谁都靠不住，不如自己学习钻研。于是他开始研究各类收藏书籍，大量参观国内外博物馆，去全国各个窑址探访，拿自己买的瓷器与各种高仿品做比较，找区别，去景德镇请教仿古大师，与博物馆专家交流学习。经过多年系统学习，邱季端相信，自己已经练就一定眼力。“收藏和做生意一样，如果你对一个行业有执着精神，你自然能把它学好。”

　　据邱季端介绍，很长一段时间，他搞收藏打的是“散拳”，遇到心仪的藏品就分散出手，可是这样不仅耗时耗力，藏品的源头也很难追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一位向他自荐藏品的老者，这个人陆陆续续为他提供了不少东西。惊讶于老者的藏品存量，邱季端追根究底，发现此人竟是名家之后。他细细查阅资料，最终确定这些藏品为老者先辈以往私藏，最后决定批量买下。

　　“这个事情让我找到了寻宝的新办法。”邱季端说，名家后人藏品一则传承有序，二则量大品精，能够减少收藏风险。此后，邱季端四处探访历史名城，交代“本地通”为他寻访名家后人。

　　邱季端说，目前他6个库房里收藏的古陶瓷，大部分是从名家后人那里购得，其中来自民国银行家、收藏家徐寄庼后人的藏品就有上万件，这些名家还包括被称作当时全球首富的清代商人伍秉鉴、郑和后裔、明嘉靖年间名臣张璁和晚清名臣曾国藩等。

　　估价之争

　　“我手里就有几个鸡缸杯最便宜的只花了几百块”

　　邱季端认为，外界对于收藏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其实很多从民间淘到的东西，价格并不是都那么惊人。

　　民间藏家凌忠明和赵根山有着数十年收藏经验，分别来自杭州和昆明，今年5月一次厦门之行，两位老人与邱季端结识，并受邀前往厦门和漳州的陶瓷库房参观。

　　两名藏家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邱季端的藏品确实让人吃惊，走进库房，四周都是启功赠送的字画，里面瓷器琳琅满目，数量之多令同行之人震撼。

　　“当时确实看到不少精品，其中厦门库房一两万件，漳州更多，估计一两个月都看不完。”凌忠明说，由于行程紧张，他们只用了两天时间观摩，不仅看到了西晋、汉代的青瓷、黑瓷，也看到了宋元明清颇具特色的古陶瓷。他表示，在邱季端的藏品中，总体来说好货色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出现一些仿品也正常，“任何一位大收藏家都难以保证入库的藏品一件赝品没有。”

　　古玩行家关海森表示，民间确实有一些藏家眼力非常好，他们用自己的血汗钱来收藏文物，在收藏过程中可能无数次打眼上当，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几起几落。受伤的经历迫使他们认真学习钻研，他们不但学习历代文物的历史、文化、生产工艺等方面的理论知识，还研究现代仿品的仿造工艺、做旧工艺等，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都非常丰富。在他们手里的确有许多珍贵藏品。

　　“在近三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我也见过不少号称拥有数十万件藏品的藏家，绝大多数是赝品或垃圾货，那些常把把数量挂在嘴上的藏家里很少有行家，能有几百件或几千件精品的藏家就算是大藏家了。”关海森说。

　　有网友为邱季端的6000件古陶瓷算了一笔账，称其市值可能上万亿，假设他收藏的20多万件藏品都是真的，其价值更是难以估算。他哪来那么多钱搞收藏？这个从传统行业起家的商人到底身家几何？

　　邱季端说，自己长久以来经商所得财富大部分都贡献给了这些瓶瓶罐罐，算得上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穷人”，但他不清楚上述算法从何而来。

　　“如果一个成化年间的鸡缸杯都按在拍卖行拍到2.8亿元的市值标准来估算，6000件古陶瓷肯定不止上万亿。”邱季端认为，外界对于收藏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其实很多从民间淘到的东西，价格并不是都那么惊人。他举例说，成化年间传世瓷器数量很大，因此民间有不少鸡缸杯，“我手里就有几个，购入价在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其中一个在农户家里购得，当时只有几百元。”

　　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对此表示，从古至今鸡缸杯的价值一直以来独领风骚，一个普通藏家不可能手上还出现几只鸡缸杯。

　　另有专家表示，鸡缸杯的概念有严格限定，不是随便能叫的。

　　国宝帮

　　一人收藏20万件古陶瓷专家称如此巨量闻所未闻

　　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表示，一个藏家拥有20万件古陶瓷藏品，自己从事文物研究多年确实闻所未闻。

　　对于一些执着的民间收藏人士，外界有个称呼“国宝帮”，意思是这些人明明知道自己收藏的是赝品，仍固执地将它当作国宝。“邱季端就是典型的国宝帮成员。”豪捐事件出来后，网上有人这样写道。

　　邱季端说，给他套上这个称呼的人，如果是想讽刺“国宝在民间”这个观点，那么他们说对了，“我就是国宝帮，我就坚信国宝在民间，这一点我并不觉得耻辱。”他坚持认为，历朝历代留下的古陶瓷数量远比我们已知的要大，如果说馆藏陶瓷只是冰山一角，民间收藏才是汪洋大海。

　　多名受访的民间藏家表示，在中国古代，每年烧制的瓷器数量很大，但是现在各个博物馆里元代和明代早期的瓷器屈指可数，就算把全世界各大博物馆的藏品计算在内，存世数量也与当时的生产能力不匹配。

　　“除去自然损毁，这些瓷器都跑哪儿去了？不在博物馆里，就应该在民间流转，就应该作为陪葬品埋在地下。”一名藏家说。

　　“民间收藏是汪洋大海，这句话从一般意义上解释是没有问题的。”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表示，目前散布在民间的文物数量确实很大，主要集中在民间藏家手中，普通居民手里的藏品一般很少。

　　据他了解，在民间确实有一些眼力较高的藏家，他们的藏品相对比较可信，一般收藏量也就几百件几千件。“一个藏家拥有20万件古陶瓷藏品，我从事文物研究多年，确实闻所未闻。”孔繁峙说。

　　邱季端认为，国家应该给散落民间的文物一张“身份证”，不能让这些东西成为“黑户”。在致力保护好历史文物的同时，规范文物鉴定资格认证制度和鉴定行为监管机制也应尽快提上日程，否则大量民间文物还是会一天一天流失到海外。

　　对此，前述故宫古陶瓷专家认为，给所有民间文物“正身”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中国地大物博，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文物大大小小不计其数，“若要挨家挨户搜索统计文物数据，具体操作起来是个天大的工程。”

　　这位故宫专家表示，这十几年来她在全国各地跑，看到有些民间藏家拥有上万件藏品并不足奇，但拥有20万件藏品还是鲜有耳闻，“不过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据她了解，江浙地区的收藏情况一向不错，那一带民间藏家的眼力、水平较高，藏品的质量也比较高，“我也遇到过有的藏家花费毕生心血收藏了上万件藏品，结果走进仓库一看，真品寥寥无几。”

　　正名之举

　　出资编撰《陶瓷大典》动机遭业内人士质疑

　　业内人士提出质疑：“假如他们将一些身份可疑的藏品编入《大典》，不就成了一种变相洗白吗？”

　　在试图为自己的收藏获得某种官方认可的同时，邱季端也在以其他途径努力为民间收藏正名，编撰一部《中国古陶瓷大典》，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就在捐赠仪式的前一天，《中国古陶瓷大典》编写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师大召开，会议决定由邱季端发起并出资编写此书，由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民间文物保护委员会作为主编单位，邱季端、丘小君任主编，调动全国数十名知名专家和藏家参与编辑出版。8月上旬，编委会第二次会议在横店召开，邱季端专程赴浙参加会议。

　　有业内人士对此提出质疑，“假如他们将一些身份可疑的藏品编入《大典》，让人误以为这就是一个权威认定，随之藏品身价倍增，不就成了一种变相洗白吗？”

　　邱季端解释说，编委会将《大典》分为8卷，编委会成员负责撰写，资料组成员负责收集民间各种陶瓷资料，凡是上到图册的器物，除了专家目测，都要经过仪器检测，检测标准以中科院的标准为准，一经鉴定为赝品，一律不得收录。

　　他说，目前编委会成员都是有几十年

　　收藏经验、手头有大量藏品、本人有较高文化基础且能亲自撰写的民间藏家，他们还会请权威专家团队把关。《大典》问世后，会免费提供给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研究机构，“最终这本《大典》是否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要由历史和时间来检验。”

　　民间藏家凌忠明也参与了《大典》的编撰，他说大家撰写《大典》的初衷就是把埋没在民间的优秀藏品挖掘出来，同时推翻陈旧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文物从地里面冒出来，闻所未闻，但既然发现了，就得进行更新研究，国家应以物证史，而不是以史证物。”他说，撰写《大典》只是为了证明民间也有很多精品，值得大家作为史料进行研究。

　　前述故宫专家表示，这些年来，国家到处搞开发、搞建设，修路盖房处处可见，更容易发现一些过去不太清楚的文物，邱季端等民间藏家经常全国各地寻宝，他们有时比馆藏界专家了解到的一手素材还多，如果确实能本着严谨客观的态度，将他们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编撰成书，倒也有利于对我国文物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