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两家“国字头”基金会启动了两项大型公益徒步赛事。

　　9月12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善行者公益徒步活动（简称“善行者”）与中国青基会的“挑战八小时”大型公益徒步活动（简称“挑八”）在北京市的郊区进行。

　　在大型公募基金会的善款来源中，公众捐款额度所占比例并不理想。但这两项大型公益徒步活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奇迹”。

　　善行者从去年的450支参赛队伍增至800支，筹款额度约为去年3倍。挑八的队伍数未变，筹资额度却翻了6倍有余。

　　善款翻倍的秘诀

　　截至9月13日18时，善行者的筹款总额超过457万元。截至9月15日，挑八的筹款总额近472万元。

　　善行者与挑八均不同程度地参照香港乐施会的毅行者徒步筹款活动，但并未设置“最低筹款额度”的门槛。

　　中国青基会公众推广部部长顾蒸蒸告诉记者，挑八的前三届活动按照家庭组、体验组和挑战组均设定了最低筹款额度，却发现会影响到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公众筹款意识比较淡薄，有的人宁愿自己出钱也不愿意去劝募。即便有人愿意劝募，也往往筹集到符合最低要求的额度就不再劝募了。”顾蒸蒸说。

　　据此前善行者和挑八设定的活动筹款目标，前者是250万元，后者是150万元，均为去年筹款额的2倍左右。既然没有筹款门槛，那么，筹款任务如何完成？

　　首先，从游戏规则上来说，善行者共有800支队伍参赛，其中公开队伍有330支，由公众报名并参与抽签产生，其他队伍还包括荣誉队伍、赞助队伍、特筹队伍、合作队伍与传播队伍，均无需抽签，但在募款和合作上有一定的条件，这等于开辟了多个筹资的渠道。挑八的玩法类似，公众队伍是200支，其他还包括企业队伍、赞助回馈队伍、特别筹款队伍及嘉宾队伍。

　　记者观察到，两项活动的动员机制也类似，善行者与挑八均从线上线下开展全面动员。线上动员主要集中在各种QQ群、微信群以及官网等；线下动员主要体现在各种场合的宣导以及召开多次队长、中队长会议等。

　　两项活动的收入分为两部分：一是活动的报名费，二是参赛者筹集的善款。中国扶贫基金会9月17日向记者透露，善行者800支队伍的参赛者为3200人，实收报名费为50.58万元；而按照300支公众队伍、1200人参赛计，记者计算挑八的报名费总额为12万元。

　　两家基金会均表示，报名费不计入募款额度。

　　截至9月15日，挑八的总筹款笔数达886438笔，正式队员2040人（包括300支公众队伍及其他队伍），人均筹款额为2313.3元，人均筹款笔数为434.5笔。不过，挑八的捐赠通道除了参赛者筹款，还利用腾讯乐捐平台面向公众募捐；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红涛告诉记者，善行者活动的人均动员次数是13次，捐赠总人次达41531人次，人均筹款达1429.36元，队均筹款为5717.44元。

　　“公众的热情很高，每一个人都是‘火种’，我们所做的是提供引导。”顾蒸蒸说。

　　除了公众队伍，便是企业队伍，包括企业捐款并组织员工参赛或企业组织员工捐款参赛两种形式。有的企业提供大额捐款。

　　但这两项活动的初衷均为引导公众参与，为公众提供富有参与感和体验感的公益产品。如果出现某一家企业拿出大额捐款，会否导致公众参与程度的弱化？对此，善行者和挑八均设定了一个规则：无论企业或个人捐赠多少善款，其组织的队伍数量均不得超过5个。也就是说，不会出现企业或个人“包场”的情况。

　　即便两项活动完成的筹款额都远超目标，但仍有筹款为零的队伍存在。顾蒸蒸认为，公众筹款意识淡薄是主要原因。陈红涛则表示，明年的善行者可能不会增加参赛队伍，而是将机会留给更愿意做公益的人。

　　如此筹资，值还是不值？

　　如此大规模的徒步筹款活动，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均不菲。善行者所动员的志愿者人数达到3000人，其中包括政府工作人员、企业员工、基金会工作人员、高校志愿者及义工等。而挑八所动员的社会志愿者也达到200多人。

　　除了人力，还有场地、物料、传播、线下活动等方面的成本。

　　挑八的成本消化主要来源于3个渠道：首先是企业赞助，特点是现金少、物资多，比如活动场地与用车均为企业提供；其次是参赛选手的报名费；最后，如上述两项不能完全消化成本，基金会将动用部分非定向性捐款。

　　陈红涛介绍，善行者吸引了不少企业的赞助，他并未透露具体赞助数额，但所获赞助“足以覆盖成本”。

　　除了活动本身的成本，另一项成本则是捐赠项目的管理与执行费用，即筹款总额的10%。

　　如果单看投入与产出，两项活动的募款额度并不理想。顾蒸蒸告诉记者：“公众募款越多，执行成本就越高。我们要向成千上万的小额捐赠者交代善款去向与资金使用情况，这比起一笔企业大额捐赠显然成本更高。”

　　陈红涛则认为，单纯的投入产出比值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们的筹款额度增长很快，去年近160万元，今年450余万元。此外，我们最看重的是搭建公众参与的平台，关注项目能带动多少公众关注公益、关注贫困儿童，看重多少人参加活动、捐赠了多少善款”。

　　从社会效益方面来看，中国扶贫基金会乐于看到善行者的文章在朋友圈造成“刷屏”的景象，而公众不仅仅捐款，他们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会觉得有趣、有参与感，心灵被触动。

　　“在新媒体时代，每个参与者都在帮我们传播信息。”陈红涛说。

　　顾蒸蒸也认为，挑八给机构和项目的品牌度带来较大提升，“希望工程子项目与中国青基会的机构形象越来越被人熟知，而针对公众的品牌影响力上升后，会引来更多企业捐款。此外，参与挑八的公众捐赠人，其用户黏度和忠诚度也在连续上升。”

　　找到公众行善的价值点

　　善行者与挑八刚举办数届，而徒步公益活动在国际上却已很成熟。中国公益界人士一直对此类活动“垂涎欲滴”，却苦于条件不成熟。

　　早在2007年，顾蒸蒸曾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初步试水，举办50公里和100公里级别的徒步公益赛事，要求参赛者每人募集500元。结果让她啼笑皆非———报名者找她“讲价”，要求将标准降低至50元、100元。

　　她感觉自己超前了，“公众几乎没有筹款意识”。

　　但环境在剧烈地变化，到2012年，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达到1亿人左右，而在南方，“一个鸡蛋的暴走”等徒步筹款活动获得成功。

　　中国青基会觉得，此时再不行动就会失去市场。尽管郭美美事件的余波仍在冲击着中国公益行业，但首届挑八仍然取得轰动性的效应。

　　陈红涛关注徒步筹款活动也很早，他曾参加了毅行者活动。2013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始筹备这一活动，并在1年后正式举办了首届善行者。

　　另一个重要背景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社交媒体的发展让信息传递得更快，捐款的支付渠道以及效果反馈也变得更便捷。

　　以挑八为例，公众捐款后，会收到该机构秘书长涂猛的亲笔签名电子感谢函。活动官网也能即时显示捐款信息。

　　善款去向、使用效果、项目反馈等信息在参赛者的社交媒体群里不断发布，迅速传达至每个利益相关者。

　　据官网显示，今年善行者所筹集的款项，将用于贵州省威宁县的贫困地区小学生，在当地建厨房、发放温暖包。挑八的款项将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和援建快乐体育园地。

　　“我们发现，公众更爱周期短、透明干净的‘小而美’项目，捐款后能在最短时间内获知善款去向与资金使用效果。”顾蒸蒸说，“如果是发展性项目，比如援建学校，需要至少1年的周期，那就‘黄花菜都凉了’。”

　　中国青基会最近两三年的募款总额中，公众捐款仅占20%-30%的比例，中国扶贫基金会虽未透露这一比例，但陈红涛有着自己的观察：“以2011年的慈善数据而论，当年个人捐款总额约200亿元，如果去掉曹德旺等明星与慈善家的巨额捐赠，公众捐赠只有20多亿元，也就是说，人均不到两元。”

　　“如果要让公众不断地捐款，就要提供更多契合公众价值观，能提升参与感、体验感的公益产品。这就是举办善行者这类活动的意义。”陈红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