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７月２９日电（记者刘斐　赵琬微　史林静）１２岁的于书涵是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长智镇第一初级中学的学生，暑假了却还是每天都来学校。巨大的吸引力来自学校的爱心家园，在这儿不仅能跟远在上海打工的父母视频聊天，还能跟很多小伙伴做游戏。

　　 “妈妈，我这次考试考得可好了，是不是奖励我一下？”于书涵通过电脑摄像头与东南方７００多公里外的父母交流着期末考试。

　　 通许县是人口大省河南的劳务输出基地县，６６万人口中常年外出务工的有近２０万人，每年留守在家的儿童有６万余人，双亲均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有１万多人。

　　 通许县目前有１０５个爱心家园，配有阅览室、心理咨询室、体育室等设施，由管理员和志愿者共同辅导管理，通过开展活动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个温馨的家。

　　 通许县县委副书记张正濠说：“对于爱心家园，我们始终坚持‘建管并重’，县一级成立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对设在乡镇一级的留守儿童工作站以及爱心家园垂直管理，形成‘机构专设、人员专配、经费专拨’，确保县、乡、村三级关爱网络有人管事、有人干事、有钱干事。”

　　 本世纪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在普及公平的儿童福利工作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从现实执行角度看，许多政策在偏远贫困地区无法得到很好的实施。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２０１０年起合作开展的“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在中国的５个省区市１２０个村设立“儿童福利主任”，旨在落实儿童应享的福利政策。

　　 “‘儿童福利主任’这一局部突破、覆盖了最贫困、最偏远和最边缘儿童的制度模式，成为一次由政府主导的、在儿童福利领域的创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研究中心主任高玉荣说。

　　 除了打通儿童福利的“最后一公里”，还要不让一个孩子落下。高玉荣建议，政府应尽早开展留守儿童的普查登记，为留守儿童建档立卡，记录留守儿童的个人情况和监护人及临时监护人的情况，准确掌握留守儿童的个人信息。

　　 中国经济３０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地区集中，尽管令城市建设有了翻天覆地的面貌更新，却也造就了大量需要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农民工子女通常面临两种处境，或者被留在农村老家由其他家庭成员照看而成为“留守儿童”，或者和父母一起移居到城市成为“随迁子女”。

　　 教育部发布的２０１３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１２７７．１７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共２１２６．７５万人。

　　 留守或是随迁都会让孩子缺乏有效监管与关爱，以致出现种种极端情绪显著、辨别是非能力弱、行为习惯较差、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控制能力等情况。上月，贵州省毕节市４名留守儿童集体服农药中毒死亡，牵动社会各界的心。而此外，一些意外安全事件、校园凌辱斗殴、青少年儿童犯罪行为也与留守儿童或随迁子女有一定关系。

　　 通许县为促进留守儿童快乐成长，常态化开展创新活动，包括组织留守儿童到北上广等打工集中地与父母团聚、聘请专业老师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素质拓展训练”等。

　　 教育专家表示，政府与社会机构合作，给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一个有爱的童年，可以有效避免衍生社会问题迸发。

　　 １４岁的聂鑫生于北京，却因父母外地人的身份，被划归到“随迁子女”行列。他们一家在北京东城区一个胡同内经营小饭馆，而聂鑫已经很多个暑假没有回千里之外的四川老家。

　　 这个暑假，聂鑫除帮父母打理饭馆生意，还有了让他充满期待的去处——一个位于胡同内的公益夏令营。

　　 这个面向社区低收入者和打工者家庭开放的夏令营由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发展中心开设，在暑假为包括大量随迁子女在内的孩子们提供写作业、看书、学英语、文艺活动和外出参观等内容。

　　 现拥有常住人口２１００多万的北京市，作为全国特大型城市和典型劳务输入型城市，难以避免地面临随迁子女需求过快增长与服务提供不足之间的矛盾性问题。

　　 其中，非课时看管与活动是许多忙于打工父母所担忧的问题之一，长达两月左右的暑假总在七八月份成为他们的烦恼。

　　 据聂鑫所在夏令营的负责人介绍，参加夏令营的孩子需在学龄期间，而且家长还需要提供每月４小时的志愿服务。

　　 这种不收费的公益活动吸引的不仅是附近社区的随迁子女，也有许多本地户籍孩子。后者中的许多同样因为父母工作，在暑假中缺乏看护照料。

　　 近年来，地方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社会现象，并通过直接介入或购买社会服务等形式，尽政府的帮扶救助责任。

　　 北京民办教育协会社会建设部主任王耕介绍，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协会开展“红烛行动”，帮扶北京弱势儿童，包括课余辅导、课后看管、参观、募捐等。